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我国社会科学将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性日益凸显。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历来存在两种趋向：一是力图反映世界整体，一是更深入地认识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与特征。由此形成了人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人类的认识就是在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的矛盾统一中向前发展的。

在古代，人们的思维方式是朴素的、直观的，重客观世界的整体图象而忽视其细节，这种以综合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使科学的发展表现为综合性、整体性。其代表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中国的周易哲学。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权统治，曾把科学沦为神学的婢女，把思维禁锢在神学的领域。可是科学的光芒无法禁锢，思维的发展不可阻挡，当文艺复兴的狂飚席卷欧洲的时候，近代科学打碎了神学的枷锁，理性思维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出现了以分析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式：人们偏重把整体分割为部分，把复杂变为简单，寻找各种局部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分析思维虽然比起朴素的、自然思辩的综合思维来说是一大进步，但带有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和机械的弱点。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先后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而形成众多并立的学科。19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工业化大生产的形成，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单一的分析思维终于得以突破，科学的、辩证的综合思维得以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诞生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划时代革命，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的高度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事物运动发展和相互联系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分析与综合的关系。“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他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分析综合的辩证统一的科学总结，为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整体化趋势提供了强有力的思维工具。

当代，在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分蘖出大量分支学科，在传统学科相互接壤的领域出现了大量边缘学科，以及以具有高度普遍性的整体性课题为对象的一系列综合性学科。近几十年来，仅经济学就分化出几十个分支学科，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交通运输经济学、建筑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等，这样，经济学由笼统地研究一般经济现象走向深入、具体的专门研究。

社会科学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并应用于研究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的科学。它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型。应用性是社会发展对社会科学提出的迫切要求。在当代，社会科学在国民经济以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长，复杂的社会问题日益需要社会科学予以解决。这种社会科学应用性研究比重加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

一是国家科研政策引导社会科学向应用性研究倾斜。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战后大量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加大了对应用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如美国通过基金拨款的方式，促使社会科学向应用方面发展。从社会学来看，历年应用性研究论文占60％，基础性研究论文占40％。英国在1967年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应用中心”。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的方针。在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

二是传统科学向应用方向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例如，哲学主动地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形成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教育哲学、信息哲学、市场哲学等等。哲学与各门具体学科的进一步结合，并非取消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性质，而是更好地实现马克思的预言，即“必须出现这样的时代，那里哲学不仅从内部即从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从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三是综合研究的发展使应用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目前，在各国国内和国际合作中，都提出了不少综合性研究课题，这些综合研究又大都具有应用研究的特质，而这种应用研究是产生大量新兴学科的直接因素，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新的生长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的价值。人类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积累了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些科学上、文学上、艺术上的珍品，属于全人类。我们正处于新旧世纪之交，东西文化互补鲜明地体现了即将跨入21世纪的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也为新世纪社会科学的更大繁荣准备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方文化交流逐步活跃。国外社会科学的许多新学科、新理论、新学派、新观点、新方法为我国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新材料。

从东方文化互补的前景来看，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作用力有逐步增强的趋势，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西方的青睐。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哲学、文学、美学、伦理学、军事学、历史学等许多学科，都留下了大量丰富的典籍和珍贵的文物，这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随着东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掘和开发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正成为一项世界性的伟大文化工程。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渗透力也将有增无减，西方先进文化和没落文化仍将鱼龙混杂，大量涌入。未来东西文化将出现相互激荡的局面。

在这样一种东西方文化相互激荡的趋势下，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认识和选择各种文化主张时，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曾经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无批判地吸收。邓小平也说过，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江泽民同志同样指出，在对外开放中，我们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有用的东西，但又要注意防止把腐朽当神奇，把痈疽当宝贝，我们必须坚持发扬自己的优势。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对待西方文化提供了正确的原则和指导方针。

目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有日益强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交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作为两大思潮，本来在反对封建神学的斗争中曾携手合作，可是后来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以及一些人文主义者的反科学倾向，导致了这两种思潮的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消除两种思潮之间隔阂的呼声日益强烈。美国著名科学史家G·萨顿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先驱，他认为只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协调才具有普遍意义。